交流省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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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國際文化交流
◆傅佩榮

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(Huntington)分析當前世界局勢，認為在廿一世紀時不會再有許多熱戰、冷戰、階級鬥爭、種族戰爭等衝突，代之而起的將是文明之間的對抗與競爭。其中又以三大文明鼎足而立，就是基督教文明、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。他沒有提到佛家與印度教，因為這兩大宗教不與人爭，嚮往出世、解脫、輪迴，對於現世的利害較能淡然處之。
文明之間不妨各有特色，但是若在可能的範圍之內，互相了解、欣賞，至少互相容忍、體諒，則應該是值得一試的。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文化交流。以我們的現況而言，在了解基督教文明(以美國與西歐為代表)方面，已有相當可觀的基礎，但是對於回教文明則尚在起步階段，從回教的語言、信仰、歷史到文化，都缺乏完整的認識。不論我們與回教國家的交往如何，至少我們不能忽略全球有十億回教徒這一事實。
但是，更重要的一點卻是：我們在鼓勵外國人了解中華文化方面到底做了多少？這個問題可以由許多角度進行反省。譬如每年有不少外籍學生到臺灣學習中文，他們所學的只是語言與文字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片片段段，一知半解的思想？或者他們也能透過語文，學習領悟背後的理念，如人生觀與價值觀？我是研究哲學的，但是並非盲目的推崇哲學，而是首先要求「把道理說清楚」。外籍學生對我國傳統的儒家與道家思想之中的「道理」，能有基本的認識嗎？我們各種語言中心是否只注重語文(做為溝通工具)而忽略了思想內涵？
換個方式來說，外籍學生在學習我國的語言與文字之後，如果想要進一步「付諸實踐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，請問：他所唸的一些散文、小說、戲劇，能夠提供他一套完整的人生圖案嗎？即使他學過孔子所說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他明白這種做法的道理何在嗎？如果缺乏一套完整的解釋，這又何異於「教條」，不然就是一種變相的「利己主義」，認為這樣對自己「終究」是有好的。即使他學過道家的「無為」、「少私寡欲」，但是現代的消費型經濟能容許他這麼做嗎？難道老子所云與今日生活是脫節的嗎？這一切若不說個清楚，不能在「道理」上讓人心服口服，又怎能產生實際的效應呢？
我們在文化交流上，也許做過不少努力，但是似乎總是錯過了重點，就是忽略了哲學這一環。我在歐洲之行中，遇到不少外籍朋友學過中文，但是對儒家、道家只有模糊的觀念。這不是他們的過失，而是我們從事教育外國人的老師們的疏忽。一切文化的最後根源無不在於一系列洞識：中國人對「人性」有何看法？對「自然」有何態度？對「超越界」(如天、上帝、鬼、神)有何信仰？對「自我」有何期許？對「自我與他人」的關係又要如何安排？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，構成了一個堅實的基礎，使我們可以建立一套人生觀與價值觀，形成中華文化的特色。
這些洞識正是儒家、道家以及其他各派中國哲學所試圖展現的。若是錯過這一關鍵，那麼在面對基督教、回教所形成的文明時，面對它們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明確答案時，我們如何回應呢？即使是面對傳入中國一千年的佛教文明，我們也須在理念層次辨明雙方的洞識，再求其貫通，否則「東方自東方，西方自西方，兩者永不相遇」之說，豈不成了難堪的事實？
文化交流是雙方互動的。互動的層次可以是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，從經濟到電腦皆包含在內；也可以是制度及規範層次的，譬如我們的民主與法治；但是最根本的則在於理念層次的溝通。中國是文化悠久的民族，若是沒有清楚的理念，還能拿什麼去與別的文化互動交流呢？廿一世紀即將來到，我們對自身的文化定位是刻不容緩的。
(本文轉載自中央日報海外版，作者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，已徵得作者同意轉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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